研究表明,各国预算委员会的预算审查监督职能目前还存在扩大的趋势。

从现代国际法来看，有些国际法规范甚至有违(against)国家的意志，例如被认为处于国际宪法核心的国际强行法规范[7]195－374。另外，宪政要求宪法是良宪，是具有正当性的宪法。

宪政的国际法确认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所构成国际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宪法学相比，国际法只是建构了有效性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尚未解决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全球宪政理论要求并认为国际法体系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等级。规范性意义上的合法化则是指应加强国际关系的法治，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管制国际秩序[41]15。国家宪法的基本功能是，宪法在所构成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效力上的至上性，不仅组织了一种法律体系，而且位于法律体系的顶端。

全球治理具有或需要具有对共同目标、共同命运、共同遗产以及对全人类的共同关注，这些公共物品所体现的全人类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统称为共同之善。国内宪政的要旨是约束国内社会中公权力的宪法规则的主权权威。在此方面，人大制度表现出巨大缺失。

执政党应尊重政府行政机关自主行政活动，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活动。比如代表的选择应该是精英主义的还是多元主义的，亦即到底是选举代表时到底是以普遍性、广泛性、代表性为标准，还是以代表参政履职的素质和能力为标准?人大代表应不应该有任期?人大常委会与人大之间关系的理想状况是什么?大量的海外中国公民或者流动的农民工如何产生人大代表?拥有外国户籍的人可否成为中国代表?执政党与其他民主党能否以组织名义各自在人大开展活动?人大与政协良性的关系状态是什么?执政党为了保证对人大的领导地位应保持何种人数比例?在间接选举为主的模式下，如何证成上级人大较之于下级人大更有合法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建国之后的前30年，整个中国社会对法制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是十分模糊并且摇摆不定的。宪法能把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宪法确立党的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的轻重缓急秩序，避免中国民主发展陷于民粹和僵滞;宪法确立了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使执政党的领导有了宪法和法律的支撑与保障;宪法要求一切政党和社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而能够厘清党的行为与国家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上述因素导致依法执政成为执政党维持生机和活力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但党的角色与国家机关的角色若无区隔，那么，通过法治建立权力运行秩序几无可能，依宪治国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现有的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既能保证法律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又能保证法官的遴选合乎党确立的标准。依宪治国的最基本意涵就是完整、严格地实施现行宪法，其意涵的合逻辑延伸就是赖以实施的宪法必须是一部优良的宪法。片面强调转业军人、党政干部政治素质过硬而罔顾其专业能力不足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且会透支社会对法院专业品质的信赖成本。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能够借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与监督制度、公民言论自由制度、真实的选举制度，来保证权力源于民、属于民、依于民、归于民，从而展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宪法，规定的预算决算制度、审计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如能严格恪守，则可以打造一个廉能政府，防止政府权力无限地扩张;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制度构成政府权力的边界和政府施政的目的，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则能有效防范公权侵犯公民利益，形塑公平、正义的保护者的高大形象。

摘要:宪法乃一国之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近多年，我国为维稳所支付的巨大成本，除了与社会转型、社会利益多元化、阶层结构冲突等相关联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法治没有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底线。①2012年，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第三，依宪治国，必须尊重司法规律。

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性质之下，国家的治理形式、治理技术是否必须完全推倒重来，这是在经过了长期摸索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逐步认识清楚的。党的工作思维是既要走群众路线，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人大职权与党委职权划分不清，导致人大部分职权明有实无。一个政党是否成熟，其执政能力的高低，从其驾驭、运用司法规律的能力可窥其端倪。

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路径依赖，曾经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主导治国理政的基本思维范式。中国是先有党，后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建立军队、夺取政权、建立国家，党在成立之初就是革命党、领导党;西方政党大多在国家建立之后，由不同的利益派别依循宪法上的结社自由自愿设立，然后通过选举竞争的手段去获取国家权力，实现政治利益。监督权的行使也受限于个案是否可以监督、行政主导是否尊重的争论而大打折扣。这种现象表现为：用管理、考核行政系统公务员的办法来对待法院的审判人员;在法院内部，院长、庭长不审案却对案件裁判有重大决定权;下级法院院长越来越多由上级法院下派，导致宪法、诉讼法所规定审级制度不断虚化;党政干部缺乏基本法律素养却被安排担任法院院长，等等。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文本，这一治国方略作为执政党意志的体现，本应更能凝聚全民共识，坚定人民对法治发展的信心，但在其贯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动摇和游移，甚至出现人治回潮的不正常现象。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但中国政党的产生、发展轨迹与西方政党却有着显然的区别。

如果宪法存有缺陷或者严重落后于现实需要，就必须及时启动宪法的修改进程。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全文不长，1000多字，但里面的几个核心观点颇值得关注。

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阶段式的战役总体行动、自上而下的严格服从、因情而变的政策驱动、政治动员下的对超常精神意志的重视等，都是极富成效的革命胜利法宝，以致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体制很难摆脱对上述经验模式的尊崇和仿效。但近年来，中国社会管理出现的新情势以及司法作为解纷机制显现的某些不足，使党内有些同志、甚至政法机关的负责同志对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产生了动摇。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曾经依靠核心意识形态约束、理想主义追求和严密的组织性控制来保证自身纯洁性的政党，在和平执政时期，由于执政任务的多样性、党员规模的巨大性、意识形态约束的有限性，出现了频度和广度很高的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依靠枪杆子取得政权的革命党，其所抱持的革命理念和意识形态使其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使命期许，即：不仅要砸碎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世界。

延安时期形成的许多司法经验，比如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战争时期法律事务比较单一、土地空间比较狭小、人口数量不多的环境下形成的，不可无限扩大到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法治实践。比如，很多地方党政领导人竟然可以担任三级人大代表。革命胜利后，由于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的原因，革命党又不得不致力于建立自己新的法统，这样便造成特定情势下党与法的紧张关系。实现依宪治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依宪治国的最基本意涵是全面严格地实施现行宪法，其意涵的合逻辑延伸就是赖以实施的宪法必须是一部优良的宪法。

运用司法规律的能力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依照宪法治国能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凝聚全民共识，坚定人民对法治发展的信心，给予人民关于未来的良好预期，为执政党提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研究方向：比较宪法、宪法基础理论、地方制度。如何避免因观念的歧见造成行动的冲突，如何防止因利益的纷争引发彼此的对抗，如何消弭各人自以为是而带来的社会混沌无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无疑都是重要调节手段。

又比如，人大组成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职权如何启动?启动后如何与其他监督职权衔接?也并无明晰程序规定。由于人大的人事任免权与党委干部管理权时有抵牾，而执政党的干部任免通常是链条式的统筹安排，一旦其中一人不通过，则会妨碍到干部全局性安排，因此可考虑按照政府首长负责制、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制的原则和精神，减少人大决定任免人事的范围。

姑且不谈文革期间一度十几年不能正常开会，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也时有起伏。注释:【1】胡锦涛：《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没有法治的权威，社会即无稳定的预期，也无长治久安可言。宪法共识是最根本的国家共识。

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人大的职权可大致概括为重大问题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立法权、监督权四项职权。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以改变工作作风为名，让司法沦为民粹情绪的工具，只能贬损司法的权威。这说明中国执政党还未完成对中国司法规律的探索。

首先，要保证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威。主要著作：《宪法变迁论》、《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宪法原则论》等。